李洪志之后的法轮功向何处去

来源:十堰防范办 2017-06-30

对于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邪教而言,盲目的教主崇拜都是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和控制教徒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李洪志创立的法轮功组织自然也不例外。法轮功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开始通过种种手段来吹嘘李洪志的法力,妄图把他打造成高于一切的宇宙大佛,以便把他编造的歪理邪说变成教徒心目中的绝对真理和行为准则,进而利用他们来实现不可告人的图谋。按照李洪志和他自任会长的“法轮功研究会”的说法,这位教主从童年开始就“由佛家全觉大师传授独家修炼法门,8岁时修炼圆满”;“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传正法”;“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门,是千年不遇的,万年不通的”;“我是第一次真正把修炼的东西留给人,这是从来没有的,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没做过的事,给人留了一部上天的‘梯子’”;“我要是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因为只有他才是“可以往来于宇宙各个不同空间的最大佛”,而且“我的法身多得不能用数字来计算,数不过来。多少人我都能管,全人类我都能管。”诸如此类的无知妄言无非是为了证明:李洪志是专门在“末法时期”来度人上天的救世主,他的地位比老子、耶稣和释迦牟尼还要高出“几十万倍”,因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应听我的,没有我不行”。

  或许在李洪志及其追随者的眼里,只要他们不厌其烦地把上述谎言重复上千遍,上万遍,就能够将其变成“曾参杀人、三人成虎”式的真理。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忘记了美国前总统林肯送给自作聪明的骗子们的那句至理名言,即无论多么高明的骗术都“只能欺骗少数的人,而不能欺骗大多数的人;只能欺骗人于一时,而不能欺骗人于永恒。”李洪志本人近年来每况愈下的处境再一次向我们证实了这句话的可信性。最近十年来,随着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和各界群众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本质的深入揭批,国内的绝大多数法轮功习练者已经迷途知返,摆脱了李洪志的精神控制。即使在国外的法轮功组织内部,李洪志的威信也在持续下降。尤其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如“佛学会”、“明慧网”、“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的大小头目们,更是鱼龙混杂,各怀鬼胎,派系林立。可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仍然愿意纠集在李洪志的门下,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追求李洪志所鼓吹的“消业”和“圆满”,而无非是想凭借李洪志和法轮功的残存影响力来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和邪恶私欲。对于这帮乌合之众,李洪志本人虽然极其不满,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说,现在法轮功的内部是“人心太多”、“做起事来很难协调”、“有一些人就是很难抓紧”。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常常自称可以让人“返老还童”的李洪志本人再也无法兑现他曾经许下的不老谎言,而是不由自主地在日暮途穷和众叛亲离的窘境中变得日益衰老和心力交瘁。在海外法轮功组织近期公布的几张李洪志“法相”中,明眼人将不难发现这位尚不足六十岁的教主已经过早地呈现出了肌肉松弛、毛发脱离,眼袋突出,皱纹加深的“老相”。与此同时,他向弟子们发表新经文的周期也变得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空洞,并且常常被弟子们在法会上提出的一些刁钻问题弄得下来台,只好搬出“嫉妒心”、“执著心”、“特务”之类的大帽子来压人。

  种种迹象表明,智穷力竭、老态龙钟的李洪志对于驾驭乱象丛生的法轮功组织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只能在无边的绝望中哀叹自己“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在这种看不到前景的修炼环境中、漫长的寂寞中,是最难熬的,最容易使人涣散”(《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似乎可以提前开始考虑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即一旦江郎才尽的李洪志变得精神崩溃或突然暴亡,他所苦心经营的法轮功组织是否会因此树倒猢狲散并且自行消亡呢?

  在笔者看来,虽然法轮功与任何其他邪教组织一样都最终难逃彻底覆灭的命运,而且李洪志本人的衰老乃至死亡也必将给法轮功组织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混乱,但是仅仅由此来断定法轮功组织会随着李洪志的离去而消亡却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事实上,即使在李洪志本人因为衰老或其他原因而丧失对法轮功组织的主导权之后,这个组织仍然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甚至可能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域地区得到较大的发展。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认清这场反对法轮功的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达到除恶务尽的效果。总的来看,我们认为法轮功组织即使在脱离李洪志的领导之后仍有可能继续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理由有三。

  第一,从国际局势来看,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法轮功和其他邪教来阻止中国崛起的阴谋并未改变。在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一个国家的宗教政策和法律难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影响和干预。但是各个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和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府,出于其国家战略利益和集团最高利益的考虑,常常在对待某些邪教的态度上出现严重分歧和对立,以至很多邪教在一个国家是受到取缔打击的非法组织,在另一个国家却成了受法律保护的“新兴宗教”。例如,一些欧美国家之所以在邪教问题上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甚至直接出钱出力支持被中国政府取缔的“法轮功”组织,就是为了将其用作干预中国内政和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正是因为李洪志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中国内地的法轮功组织遭到摧毁性打击之后,不甘心失败的他立即纠集一批骨干分子流亡海外,一方面通过勾结海外台独、藏独、疆独、民运组织和卖身投靠来换取西方反华势力的资助,一方面通过污蔑攻击中国政府和编造“苏家屯事件”、“器官活摘”、“法拉盛事件”来骗取世界人民的同情。由此可见,西方反华势力之所以要庇护和支持法轮功,既不是因为李洪志个人具有什么超凡脱俗的领袖魅力,更不是为了支持所谓的人权、民主和信仰自由,而是因为它们从法轮功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利用邪教来分化和西化中国的“实用价值”。虽然这些丑恶的伎俩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且终将给它们带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局,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只要它们尚未放弃这种“逢中必反,逢共必骂”的思维方式,它们就决不可能因为李洪志个人的身败名裂而放弃对危害中国人民的法轮功组织的支持。

  第二,从国内环境来看,法轮功赖以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最近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揭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斗争已取得初步胜利,绝大多数法轮功习练者已经认清李洪志的本来面目,回到正常的生产生活中来。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仍然处于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转型时期,各种亚文化的复兴和外来新文化的入侵使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价值判断上的困惑,从而使某些人得以利用他们的盲从心理来传播邪教。尤其是当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由于社会成员在日益市场化的社会交往中进入了利益博弈期,所以以往那种建立在集体、国家或阶级的基础上的一元价值观会被各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多元价值观(如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所取代。这种思想上的混乱状况从两个方面促进了法轮功和其他一些打着“普度众生”和“救苦救难”的旗号的邪教的发展。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强烈利益诉求和利益期望的刺激下,极少数社会成员也像西方的邪教头目一样,产生了通过传播邪教来牟取个人利益和满足个人欲望的要求。例如,李洪志创立“法轮功”的最初目的也是如此(据有关部门查实,仅1992年5月至1994年底,李洪志就通过在全国各地举办“学习班”的方式窃取了300多万元的学费)。另一方面,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在新与旧、中与西、正与邪之间发生剧烈的碰撞时,一部分个人便会陷入精神困惑和沉重的心理压力,并且由此萌发出一种寻找精神归宿的和安全感的强烈愿望。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很可能在一些外部因素(如患病、失业和事业受挫等)的刺激下,听信邪教的异端邪说而走向社会的反面。

  第三,从邪教本身的发展趋势来看,很多邪教组织在遭到沉重打击时,都会通过更新教义或另立教主等方式来进行自我调节和重新适应环境,甚至可能由此演变成其他类型的邪教或政治组织,而法轮功也不例外。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李洪志的个人权威的下降,法轮功组织内部内讧不断,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业已表现出来分崩离析的乱象。但是相对而言,它在海内外的各个子系统(如“佛学会”、“明慧网”、“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神韵国际艺术团”)的负责人的权势则与日俱增,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而李洪志本人对于这些子系统的负责人虽然颇有微词,但苦于分身无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最近明慧网的负责人在未经请示李洪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对他在2009年纽约法会上的发言进行了大面积的改动,而李洪志对此也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李洪志本人在精神和身体上的衰老,诸如此类的“权力下放”情况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最终导致李洪志被某个新教主取代或者由此衍生出其他邪教或政治组织的可能。

  总之,由于李洪志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不是他自己所吹嘘的宇宙大佛,所以正如他像凡人一样想赚钱,想揽权一样,他也摆脱不了每个凡人都必需经历的生老病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的认识到,法轮功邪教的最终覆灭并不会随着李洪志个人的衰老或死亡而自行来到,而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坚持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之以恒地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借助基础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不断加强对邪教的防范和治理。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深对法轮功邪教的危害性和顽固性的认识,从而提高警惕,除恶务尽,直到赢取这场艰苦而漫长的斗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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