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打击邪教必须依法办事

来源:十堰防范办 2017-06-27

 精神世界同样需要自由的竞争

    纵观世界发展史,在人类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精神文明的需求。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失败者,那些在社会变革中饱受屈辱的群体,很容易走进精神世界的误区,在邪教组织的蛊惑之下误入歧途。建立良性的竞争规则,让每个人都看到社会发展的希望;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让每个人都能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建立公平的社会基础,让每个公民都能够公平竞争;建立完善的社会结构,让每个公民都能得到社会的救助;建立必要的社会精神疏导机构,让每个公民都能得到精神的安慰;建立完善的宗教信仰体系,让每个公民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所有这些,应该是当代执政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重视公民精神层面的需求,或者在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把精神文明看作是单一的、片面化的精神说教,而没有看到宗教乃至其它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失衡,国家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公民的基本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重视公民的精神需求,千方百计为公民寻求精神安慰创造条件,应当成为当代执政者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都应该关注公民的精神健康,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活在幸福的精神世界之中。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物质世界的探索中,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发明和创造,但是,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中,人类却经常迷失方向。这不是因为精神世界缺乏光明,而是因为精神世界异常丰富。

    几千年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试图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在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关于精神文明的思考固化为宗教,一些关于精神文明的探索却变成了政治的枷锁。精神文明是如此的丰富,以至于人类在探索精神文明的过程中经常性的误入歧途。

    精神文明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内在精神文明,它包括个人的自我反省以及逻辑思辨能力;第二个层次则是外在的交往文明,它包括人类之间相互交往的基本规则以及规则的使用;第三个层次则是内在文明与外在文明相互交汇的路径,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的表现与过程。

    宗教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而邪教也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宗教是能够被多数人所接受的,能够给人类带来正能量的固化文明;而邪教虽然可能被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却会给人类带来负能量。因此,在分析邪教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邪教的精神文明属性,同时也要看到邪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部分邪教侧重于强调信仰者的自我反省,因而不具有社会意义上的破坏性。由于某些邪教组织强调的自我修炼,可能会对信仰者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因此,许多国家都通过社会精神治疗的方式,帮助那些信仰邪教的人改邪归正。对于有组织的邪教活动,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立法的方式严格禁止,防止邪教组织利用自己的异端邪说,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稳定。不过,邪教的复杂性就在于,一些邪教组织从表面上来看,强调的是自我修炼,但是,某些邪教组织往往蛊惑信仰者与邪教组织发生某种意义上的依附关系,因而容易产生社会破坏性。一些自我修炼的信仰者往往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邪教组织或者邪教组织负责人的身上,从而使邪教崇拜变成对邪教组织和邪教组织负责人的崇拜。部分邪教组织正是利用这种特殊的精神现象,不断地引诱信仰者接受邪教组织的基本教义和思维逻辑。邪教组织的精神诱导带有极大的欺骗性,部分邪教组织将固化的宗教基本教义进行改造,引诱那些精神需求者不断地走上邪教崇拜之路,从而迷失自我,逐渐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落伍者。

    所以,解决邪教问题不能从科学角度入手,因为科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恐惧和困惑,更无法解决人类精神层面的所有问题。世界上没有解决邪教问题的一揽子方案,相反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通过捍卫宪法信仰自由的原则,在精神世界建立良性的竞争关系,让那些精神需求者通过自我甄别和筛选,去信仰那些健康的宗教而不是邪教。

    假如把精神世界比作是一个自由的市场,那么,这个自由的市场同样需要法律来引导。宪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要想在精神世界真正变为现实,还必须不断地寻求共识,凝聚共识,建立国家共同的行为准则,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人们的精神活动。制定宗教信仰的法律规范不是为了限制公民的精神自由,更不是为了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要在精神世界的自由竞争过程中,为人们提供健康可行的行为准则,让不同的精神文明相互交流,让人们在追求精神愉悦的过程中,逐渐摆脱现实的困扰。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因为信仰没有好坏,而是因为在解决信仰问题的时候不能奉行国家主义,不能以国家的强制力迫使每个公民都必须信仰某一种宗教。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将单一宗教信仰写入宪法的国家都不是正常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崇尚单一宗教的过程中,忽视了每一个公民的精神需求差异,试图以国家的宗教代替每个公民自我的信仰。凡是强调单一信仰或者把某些宗教信仰写进宪法的国家,都是精神世界不正常的国家。近些年来,一些把固化宗教信仰写进宪法的国家,开始改变国家的宗教政策,他们允许国家出现非制度化的宗教,允许其他宗教团体公开进行宗教活动。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宗教信仰自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石。

    宗教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宗教之间可以进行无序的竞争,信仰可以是多元化的,但是,不同信仰之间应该开展良性竞争。区分宗教与邪教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因为一些邪教组织在基本教义中公开鼓吹排斥其他宗教信仰,或者把其他宗教信仰视为洪水猛兽,以恐吓的方式威胁信仰者必须接受他们的基本教义。事实上,在宗教发展的初期,几乎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有类似的行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宗教组织开始反思,他们不仅修改传统的基本教义,而且深刻地意识到,不同信仰之间的竞争必须有法可依,宗教团体或者宗教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严格依照国家现行的法律办事,尊重信仰者的基本人权,保护信仰者的财产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要求信仰者必须献出财产或者献身的精神团体,往往都是带有邪教性质的精神团体。这些精神团体不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精神痛苦,而是以经营信仰者的精神生活获取商业利益。

    在宗教日益世俗化的今天,区分宗教与邪教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为一些宗教团体正在以商业化的经营模式,逐渐地异化为邪教组织。而一些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就是看到了宗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们利用信徒们的信仰危机,在精神世界开辟所谓的终南捷径,让信仰者通过信仰邪教找到精神上的安慰。这是一种极其卑劣的手段。世界各国在处理邪教组织犯罪行为的时候,不是从精神上解决问题,而是从行为中寻找犯罪依据。换句话说,在打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刑罚采取的是“外观主义”,从来不干涉信仰者的修炼行为,也不干涉邪教组织合法的精神活动。司法机关小心翼翼地避开宗教世界的各种陷阱,在严格维护宪法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基础上,针对邪教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打击活动。这种带有明显“事后补救”性质的司法行为,一方面反映出对宗教信仰自由基本原则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出精神世界活动的复杂性。

    现代法治国家之所以不愿意介入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世界,是因为精神世界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世界。在追求精神自由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精神安慰,也需要寻找各种各样精神解脱的途径。任何一种宗教特别是那些固化了的宗教,都可能给人类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带来某些启示,也可能会给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带来某些不良的后果。宗教之所以被称之为精神鸦片,就是因为宗教在寻求精神解脱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麻醉效果,在信仰宗教的过程中会出现某些精神上的幻觉。只要人类对精神的需求存在,那么,宗教信仰现象就会存在。在讨论有关邪教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了解邪教的精神属性,在打击邪教的过程中,谨慎地避开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引入法制的元素,从而使极端个体的精神信仰与现代法制文明融合在一起,使信仰组织的行为符合现代法制的要求。

    强调邪教的精神属性,就是要克服机械化的教条主义,在处理邪教问题的时候,充分意识到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在处理邪教问题的时候,必须强调邪教的外在特征,而不是精神本质。打击邪教犯罪行为的时候,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格依照刑法的基本构成要件,处理那些危害社会,戕害生命的犯罪分子。对绝大多数信仰邪教的执迷不悟者,应当允许他们在精神世界通过自我修炼寻求精神的出路。

    纵观世界发展史,在人类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精神文明的需求。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失败者,那些在社会变革中饱受屈辱的群体,很容易走进精神世界的误区,在邪教组织的蛊惑之下误入歧途。建立良性的竞争规则,让每个人都看到社会发展的希望;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让每个人都能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建立公平的社会基础,让每个公民都能够公平竞争;建立完善的社会结构,让每个公民都能得到社会的救助;建立必要的社会精神疏导机构,让每个公民都能得到精神的安慰;建立完善的宗教信仰体系,让每个公民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所有这些,应该是当代执政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重视公民精神层面的需求,或者在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把精神文明看作是单一的、片面化的精神说教,而没有看到宗教乃至其它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失衡,国家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公民的基本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重视公民的精神需求,千方百计为公民寻求精神安慰创造条件,应当成为当代执政者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都应该关注公民的精神健康,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活在幸福的精神世界之中。

    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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